市中心区居民吴松海先生是史料收藏的爱好者，他收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21日下午，吴先生拿着一本厚厚的黑封皮册子找到记者，说这是一本伪满时期日军在长春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一期学员毕业纪念册。 “伪军校”的训练和生活
纪念册的封皮非常有特点。黑色的封皮上，一个白色的标志非常醒目：一只展翅的鹰站在一把尖刀之上，尖刀上端刻着一颗五角星，周围饰以多种条纹。吴先生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当时伪军校校徽之类的标志。”
纪念册里共有照片185幅。文字资料介绍说，该册是“康德八年”(1941年)制作，其目的是为了纪念“第一期预科生徒卒(毕)业”。纪念册上记载，该“伪军校”的编制为连和区队建制。第一连中均为伪满学员，分成4个区队共160人；第二连则为日本学员，分成5个区队，共200人。学校共分为步兵、骑兵、工兵、炮兵、军需、航空等科目。每名学员的名字后面都有其兵种和家庭详细地址，包括其家庭的门牌号码。在吴先生的指引下，记者看到伪满学员与日本学员学科上不同之处，在于伪满学员没有航空这一科目。
纪念册的开头几页，为学校主要领导的照片。其中军事最高顾问是于琛徽和中野英光两人。于琛徽(绰号于大头)，双城县人，张学良旧部师长，后投靠日本人。历任吉林伪剿匪司令兼中东护路军副司令、总司令、上将第四军营区司令官兼三江省省长等职，1938年任伪治安部大臣。于琛徽在长春的官邸“小白楼”，因建筑秀丽新颖，精巧别致而显赫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小白楼”因保护完好被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拍摄基地，专门用于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中野英光，日军陆军少将，侵华日军第51师团师团长。
“伪军校”校长南云亲一郎，陆军中将，是一个典型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日本军官，他毕业后就任日本军校的区队长和中队(连)长，一直干到生徒队长，是校长之下专管学生的高级人员。“七·七”卢沟桥事变，被任为侵华日军的少将旅团长，从军队退役后被调到伪满军校任中将校长。
之后几页是学校各连、区队教官的合影，然后是各区队学员的合影。
中间几页是学员在校学习、训练、生活的照片。其中名为“我们的一日”一章有照片多幅，如点呼(起床)，墙上的时钟指向5时30分。还有洗漱、列队、寝室扫除、食事(用餐)等日常生活的照片。在一幅学生上课的照片上，黑板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为东北地图，另一张为世界地图，两张地图中间有“支那事变之原因”几个字。在座的学生高举拳头，看上去情绪激动，其他照片上也带有“建设大东亚”等字样。
从训练的照片可以看出该军校的训练情况。器械训练有平衡木、单杠等。格斗训练有拼刺刀、战刀和柔道等。接下来是马术训练和射击训练，射击训练有机枪、步枪、冲锋枪等。其它还有跑步、列队、越障碍、游泳、跳水、拆装枪械、野外生存、驾船等训练照片。其间有纪念册中惟一一张彩照，名为“训练归来”。
另一组照片为日常生活、休息时的照片，包括理发、下围棋、看书、分糖果、外出游玩等。
最后一部分是卒(毕)业式篇。照片包括列队表演、接受检阅、毕业演说、发毕业证、颁发奖品和庆祝宴等。
最后一页是编后话，全部为日文。吴先生讲，他在山东济南时曾找到懂日文的朋友给翻译过，大意是“这本册子是陆军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纪念册，相信给各位留下的合影，对于明日是有一定帮助的。”
封底上标有印刷日期和印刷单位。纪念册印刷于“康德八年”，为“非卖品”，出版单位地址为“新京特别市三笠町一”。摄影、复写单位为“冈写真所”，地址为“大阪市泯速区惠美须町二丁目，电话：315303。印刷所为细谷真美馆。
纵观整本纪念册，从学校的体制来看，培养伪满军官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达到“以华治华”，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伪军校”。
历史资料的证实
记者从互联网上找到了多篇资料，关系到伪满时期日军在长春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
其中一篇是一位名叫冯志良的老军人写的回忆录。冯志良，男，汉族，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辽宁西丰县，离休前是沈阳市机械工程供销公司干部。东北沦陷时期就读于西丰县初中、奉天第五国民高等学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上文中所指的“伪军校”)，后参加反满抗日组织“仙洲同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情报工作组。
回忆录中称，1941年3月初，冯志良考取了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入学后被分配在预科第一连第一区队，毕业后任伪满洲国奉天第一高射炮队少尉见习军官。记者查遍了纪念册上第一连的4个区队，并未找到冯志良的名字。而冯老对“伪军校”情况的叙述和纪念册反映出来的基本相同，吴先生猜测，可能是冯老在毕业后改了名字。
冯老写道，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少校在“伪军校”中是连长。记者在纪念册中“武官合影”上看到，二排右三一位个子不高、清瘦、尖下颌、戴着黑边眼镜的军官，印有的名字是“溥少校”。吴先生推测，这人极有可能就是溥杰。
冯老在回忆录中说，“伪军校”为灌输奴化教育思想绞尽了脑汁。连长每周要有一次精神讲话，有时校长也要讲话，内容基本一致，就是要求学生要学好“唯神之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开始以后，名堂就更多了。1935年伪帝访日后，汉奸郑孝胥代写了一篇《回銮训民诏书》。1941年冬伪帝又发出了一个《时局诏书》。晚自习开始前要求大家用日文背诵这两篇诏书，每经过“元神殿”前即供“天照大神”的地方必须立定行90度脱帽“最敬礼”，说什么“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要实现“八一宇”，全靠天照大神的“唯神之道”。同时印刷一页小方纸，纸上有校训五条，反省录五条，学生把它贴在自习桌上，放置在木制讲台上。有时日本军官突然把学生叫起来，要背诵两个五条，背诵不出来就要挨嘴巴。
日本人为了套近乎先把伪“满洲国”称“友邦”，后改称“亲邦”，由兄弟关系改为亲子关系。学校当局为了奴化学生，使学生忠于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每次集会就面向东方，下令向皇宫遥拜，并喊“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喊“皇帝陛下万岁”。除此之外，学生外出必须去伪皇宫南侧草坪边向皇宫脱帽行90度的“最敬礼”，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学校为给学员灌输奴化思想而煞费苦心。
为了愚弄人民，“伪军校”先后在长春南湖西南侧及伪皇宫东侧分别建了一座“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开幕那天军校师生列队参加，伪帝率领文武大臣全部参加。记得当时的“协和会”总会长桥本虎次郎和大汉奸清朝遗臣沈瑞麟都穿着类似和尚或老道的衣服参加。日军不仅对中国人，对日本人也是同样残忍。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来的日本人已经晋级中尉，在热河与八路军交战中被俘，后被释放了。这个日本中尉归队后，立即被关在一间禁闭室里，给他一篇《军人敕谕》，即天皇对军人的讲话，叫他反省，饮食便溺都在室内。最后给他送去了一把匕首、一碗毒药、一支手枪，这就是逼他自选一种方式自杀。最终这个日本中尉用手枪对准头部开枪自杀身亡。还有两名日本军官，一个叫熊切，1941年在军校当剑术教官，另一个也当剑术教官。这两人一齐动手，凡是抓着偷渡的，男人就取心脏生吞后砍头，女人就先砍头，然后扒下乳房皮作钱包，非常残忍。记者在“武官合影”的照片上，找到了熊切的照片和名字。
多方面证实，吴先生手中的纪念册和冯志良的回忆录所陈述的情况基本符合。
历史不应忘却
吴先生讲，今年7月中旬，他从一位朋友处得知有人手里有这本伪满时期日军在华军校纪念册。他觉着这本册子很有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于是经过多次协商，出钱将这本纪念册买下。
正如纪念册编后话所说的那样，“相信给各位留下的合影，对于明日是有一定帮助的”。这本纪念册对于我们的帮助，就是回顾并牢记这段历史！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多年前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应该为每一位中国人熟悉并牢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长春沦陷。由于长春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地价便宜，军阀势力和沙俄势力影响小，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把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国都，妄图以此为中心，推行其殖民政策，控制整个东北。长春沦为伪国都后，改名为“新京”，城市性质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采取“内部统辖”手段，在伪皇帝身边设“御用挂”，指导和监视溥仪行动；任命日本人担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控制伪国务院的一切活动；推行“次长制”，由日本人担任各部副职，掌握实权。而这一切皆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主宰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在它的操纵下，一系列残害东北人民的《国家防卫法》、《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思想矫正法》等法西斯法律，在长春炮制出笼，并从长春推行到东北各地，长春市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
为了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成为“顺民”，日本侵略者在伪都“新京”设立了“建国大学”、“陆军军官学校”和“大同学院”等一批学校，培养日伪“中坚官吏”，“伪军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由此可见，这所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当时侵略者打着“建设大东亚”的幌子，通过培训伪满学员，用“以华治华”的手段，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一本纪念册，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关于这本纪念册的历史学术研究价值，还有待于相关专家详细了解和研究。